《国际循环》：中华医学会在改善慢病控制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
    胡大一教授：现在提慢病和非传染病我们医生很清楚，容易让政府不清楚。一是慢，二是又不传染，他觉得他丢不了官。要是急性传染病，你像SARS一出来，政府一定很给力。像陈竺部长讲的这个叫做社会传染病。主任吸烟，所有的年轻医生跟着吸。这也是个社会传染。领导开会吸烟，所有的办公室下属都跟着吸。但我觉得慢病的控制一定是政府主导。不光是投入多少钱，中国政府最大的优势是法规和政策。因为他令行禁止，他不需要很多国会讨论半天事，他的决策是很快的。我觉得这是寄托于政府医改能否成功的很大标志。能不能医改成功，其中之一就是慢病能不能控制住，就是慢病的控制体系、有效的网络体系能不能建起来，这是我评价医改能不能成功的最关键的一个标准。第二我觉得不能认为既然是政府的事，我们就消极等待，无所作为。我很反对无所作为的概念，我觉得抓紧时间干正经的事。我觉得我们学会有这么五点事可以做，第一个要建立学习性团队，创新团队，我们现在医生熟悉的是做支架、开药片，就像解放军进城以后过去打仗事不多了要搞经济建设，现在要搞预防，要教老百姓怎么吃饭，怎么减盐、怎么运动，怎么控制饮酒、怎么戒烟。我们很多医生没有受过任何培训，从医学生的培养到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存在巨大的缺失。没有这种教育，他不懂就等着得病。第一要教他新的模式必须学这个东西，这是第一我们先要把科主任、委员们组织起来，青年人组织起来，来组织这种学习活动，定期的学习，传播这些知识。每个会也要求有这种内容，过去的会就是介入。这是第一个学习创新团队。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好积极参与医改。要抓住医改的时机，再做好政府机关质控；争取把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重要的问题能够进入政府的政策法规。你这个猝死率不是不行。写内参，一些人大代表去积极提些建议，跟他们沟通。我们过去学会太学术化，不跟政府沟通，一定要学会要花时间跟政府沟通。要改变他的政策，融入他的政策。第三个就是医生的社会健康示范效果。两件事，医生不吸烟，第二要医生不能肥胖。如果俩下巴、腆肚子，这个形象太差。叼个烟是很坏的医生。所以在心血管医生当中做这种促进。现在23个心内科主任在最近3年戒烟了，这是很好的一个信号。有一个科主任戒烟了，全科一代年轻人就不吸烟了。还有他会更积极动员患者吸烟，会推动无烟医院，无烟的工作环境，这是第三。第四个呢，我觉得要善于整合资源，搭建一些长效的行之有效的预防干预平台。比如说在民间我们用了CCP（中国党校计划），那就用了政府的名义，政府给的番号，学会去积极的参与和主导，很多企业的参与、媒体的参与教育了十几万医生开始向患者去做CCP，像我们和国际合作（Group for women）关注女性的健康，我们动员妇联，还有女科学家协会，女医师学会和咱们现在的学会和国际组织（World Heart Federation）共同搭建平台。你看现在很多妇联的这些领导出来了，他关注妇女健康，这就比我一个心血管医生自己做，很多NGO做不到，很多NGO和国际组织一起就做得很好，像我们现在做胸痛中心(Chest  Pain Center)，跟美国胸痛协会，甚至跟飞利浦来推动Life Care Cycle， D to B，然后又跟ACC联合做Hospital to home。就是病后的二级预防，康复和管理。这是我们学会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整合资源，发动各方面企业、国际及国内的学术机构，甚至一些半政府机构，像妇联，共同来搭建一些长效的有效的平台。我想我们医师学会不是没有作为，还是有一定作为的。最后要发动我们争取大力开展资源的活动（volunteer），发动专家、大城市的大医院的医生们，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走出大城市、大医院，到西部、到边疆、到周边的一些地区执行三大任务。第一个到处去做健康教育，给老百姓送健康、送温暖，讲怎么减肥。有很大农村的人也开始肥胖了，给他讲这些事情；第二个就是就近、就地去筛查、救治、方便群众、减少费用。你像很多疾病是和贫困相关的，先天性心脏病都是贫困地区，少数孩子从西藏转到北京、到阜外医院做，这毕竟是不行。我觉得与其把病人转到大城市，不如把大专家转到基层，去就地就近的治。第三留下辅佐医疗队。只有和地方医院共同合作，他们才有机会去学习一些基本技术。否则我们就是把基层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都建好了，如果他们都没有机会学习，没有技术，他仍然没有作为。所以我建议大家下去手把手的和他一块工作，大家都不会辩论学会。这就是我讲的五大行动。中国心脏学会的五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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